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所开发的相应实践理论与技术，其在各个领域的爆发应用为未来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虚假信息、学术伦理、劳动替代等问题也引发全球热议。 实践地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可能存在人文性缺失、科学性缺失、依赖性成瘾、原创性与批判性缺失等风险。 为更好地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研究并使其得到可持续发展，需要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助推学术研究的向善发展；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参数，鉴别学术研究伪成立性；调控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加强学术研究的前瞻预防。

摘要:随着工具理性主义在美育研究中逐渐盛行，大学美育存在的教师思想固化、学生美育观念狭隘的现象愈发明显。其根源在于美育假设了美相关知识的既定性存在而忽视了这些知识产生的“本源”。 基于发生现象学视角，美育并不是教会学生对知识简单的“占有”，而是要唤醒与激活学生心中对于“本源”的体验与理解。 因此，我们应在反思中回问美的“本源”，将美理解为“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人生需要。 把对“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体验贯穿在感受艺术生活、理解艺术本质、亲历艺术实践这条美育路径中，从而真正帮助学生养成“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意识与能力。

摘要:当前，我国大学的内部治理多偏重于工具理性的治理，却相对忽视了情感的维度。 近年来，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情感转向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对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技术治理进行深刻反思，并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情理特质，提出了情感治理的概念和理论。 对大学组织而言，情感治理意味着情感维度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回归，其价值在于柔化大学内部刚性的权力结构，重构多元主体间的人际关系，推动大学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彰显大学场域的人情温度。 在大学内部治理实践中可通过建立情感秩序、加强情感互动、注重情感动员、运用人情规则等多重路径来推进与优化大学情感治理的实施。

摘要: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及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背景下，加强教育评估的专业化建设是推动高质量教育发展的重要驱动与保障。 当前从评估专家的立场来看，在教育评估实践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一团和气”“先入为主” “居高临下”“不负责任”等四种评估，需要伦理规范来调适。 教育评估专业伦理规范是评估人员在评估中需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评估人员在评估实践中的行动指南，以保证评估的客观公正，属于规范伦理学研究范畴。 从当前国际教育评估组织制定的伦理规范来看，教育评估专业伦理规范构建需要从专业能力、责任和公正等三个维度思考。

摘要:在地国际化是后疫情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发展趋势。 它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科学方略，是满足广大学生需求的有效途径，但面临评价导向与实践目标错位、在地国际化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线国际教育效果难以保障、高校国际化发展协同效应不强等主要挑战和困境。 分析归纳欧洲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共性要素，并基于此提出从观念上扭转“西化从属观”与“困境工具观”，从组织上搭建“三位一体”协调机制，从内容上完善课程国际化，从评价上引导高校特色发展，从技术上促进虚拟互动。

摘要:形成科学合理的高校分类发展格局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多样化作为高校分类发展的理性选择，不断为高校分类发展赋能。 当前，我国高校分类发展呈现多样化匮乏的现实样态，“攀高求全”与“尚名逐利”的外部表现形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与专业设置趋同的内部现象表征，共同诱发了社会需求多样性与人才规格均质化的主要矛盾。 分类评价标准的“迷离”加之高校对于资源的竞争成为其主要原因。 我国应积极通过寻觅多样化的旨归、探索高校分类管理模式以及追寻高校特色自觉，实现高校分类发展理念与实践突破并行。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进一步提上日程，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表现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秉持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立德树人为终极目标。 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确保党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等教育治理新发展，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导向，优化高等教育治理的权责配置，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高等教育治理方式。

摘要:“权威”这种原本在规则下的产物在当下学术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已经存在凌驾于规则之上的情况，其逐步构建了一种以学术权威为核心的秩序体。 这种“失范”的学术权威已经不再能够以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呈现，其对学术的正常发展构成了威胁，如造成了学术权威的垄断、导致了学术理性的压抑、影响了学术秩序的运转。 为此探究当下学术权威的“失范”行为并进行纠偏，使学术权威能够规范地运行、理性地运行，找回学术权威失落的“本真”是应有之义。

摘要:高校领导干部循证决策能力是其在高校决策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够有意识地以有效证据为中心开展认知、行为等一系列活动的心理特征。 通过分析高校循证决策的内涵和生成过程，将高校领导干部循证决策能力划分为循证认知能力、证据集成能力、证据运用能力等三个维度以及十个子要素。 高校领导干部循证决策能力是实现大学有效治理的前提，是高校决策科学化的基础，是高校领导干部的专业核心能力，是院校研究决策支持功能实现的重要保障。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的循证决策能力，政府和高校要开展循证决策的教育培训工作，建立循证决策证据获取机制，完善循证决策评价考核机制。

摘要:数智时代呼啸而来，教育技术学专业致力于培养未来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教育信息化人才。 由此聚焦于我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在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培养理念、培养结构等不符合社会需要等问题，对人才培养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厘清数智时代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方向，借助专业人才培养的作用域梳理与整体框架设计，明确数智时代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新内容，形成宏观标准向能力要素延展的融会贯通。

摘要:数智时代的技术发展既带来了学习的新形式和新样态，也带来了部分工作高度可替代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教育转型中教师角色的困顿凸显。 通过对制度文化下期望、社会大众期望、学生期望、自身角色期望等异质期望下的教师角色困顿阐释，从外因与内因两个层面探究数智时代教师角色困顿的原因，明确数智时代大学教师教学的行动转向。 从行动起点、行动内核、行动指向、自身定位等四个方面进行辨析：教师应从“划桨者”走向“掌舵者”，从“技术附庸”走向“情感浸润”，从“同质化教学”走向“个性化关切”，从“疏离的他者”走向“边界的融入”。

摘要:交叉学科是学科，学科建设遵循知识逻辑，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意味着大学知识生产的逻辑取向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交叉学科建设。 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视角分析我国交叉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的失衡、箱格化与交叉性学科知识的割裂、排他性与融合性学科文化的对立、国家外部干预与知识被动的无序、传统评价方式与交叉学科的错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知识生产从个人兴趣转向问题解决、学科边界从单一学科转向跨学科、组织形式从等级森严转向灵活多元、问责制度从学术自治转向社会问责、质量控制从同行评议转向多维控制导致的。 为有效应对上述问题，可以从树立“问题解决”导向的行动原则、构建“协同共生”的知识生产团队、形成“开放共享”的学科组织文化、执行“权力分化”的学科管理制度、秉持“和而不同”的学科评价标准等方面着手制定相应策略。

摘要:当前阶段交叉学科组织发展缓慢，组织管理处于探索期。 优化组织管理，解决组织管理环境及其面临的管理难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新管理主义式的交叉组织管理模式。 新管理主义已经成为高校的一种治理模式。 新管理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治理模式并非完全适用于交叉学科组织，甚至阻碍学科交叉。 交叉学科组织管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量化考核阻碍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结果导向妨碍交叉学科研究过程的尝试、择优配置滞碍交叉学科研究规模的扩大。 交叉学科组织治理要摆脱新管理主义的束缚，更好地服务学科交叉的研究，可以采用考核评估指标多元化、组织管理制度灵活化、学术资源配置稳定化策略。

摘要:泰国高等教育公平经历了起步、拓展和深化的发展阶段，有权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和对象得到了拓宽，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得到了保障，教育公平问题得到极大程度的改善。 泰国相继出台一系列与教育公平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采取了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革新高等教育招生录取方式、对边缘性群体采取补偿性举措、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等举措。 泰国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举措在内涵、主体和策略方面呈现出关注教育公平的综合概念、构建面向全民的教育公平政策体系以及采取多元开放策略等实践特点。 与此同时，泰国高等教育也面临规模扩张引发的高等教育质量低下问题、存在难以跨越的区域教育鸿沟等问题挑战。

摘要: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是一场由数字技术发展引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的重要变革。 国外国际化和在地国际化模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生性发展需要数字技术赋能、新冠肺炎疫情倒逼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作出转变，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着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国外国际化”到“在地国际化”再向“虚拟国际化”模式转变。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此对虚拟国际化进行内涵阐述，并系统分析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特点，包括虚拟国际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协作关系、营造新的跨文化环境、支持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融合的创新发展。 同时，新的国际化领域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需要进一步深化学生学习空间环境建设、支持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高质量与包容性发展。

摘要:美国人工智能领域博士生培养的目标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培养未来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导者、为社会提供能够解决重大难题的人才、保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袖地位。 培养路径包括构建独具特色的核心课程体系、选择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课题对博士生进行科研训练、强化“人工智能 ＋”跨学科培养、增强人工智能博士生的综合性职业素养、多方共建人工智能博士生成长激励机制等。 培养成效显著，其培养规模和质量均处于世界前列，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培养机制，为美国在该领域的世界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 从中可得出重要启示：人工智能领域博士生培养是一项需要政府、高校、社会通力合作的系统工程，核心知识体系与高水平科研能力是高质量人工智能博士生培养的内核，跨学科综合素养对培养领袖型人工智能人才至关重要。

摘要:将“心理契约”理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提升师生情感上的共鸣，增加心理上的互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 同时，心理契约的建构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内在契合，它们注重双向奔赴，不强调单向度灌输，整体动态地把握实践过程，补益工作中无法通达的心理和道德领域。 建构与维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心理契约”必须贴近学生思想实际与心理需求，构筑全面育人的校园文化；也需要教师以身作则，增长专业学识，培育道德素养；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根本利益的过程，特别是在面对契约失灵时，确保信息沟通，进行有效干预和引导，让学生选择正确成才道路。 应当明确“心理契约”与“书面契约”“心理期望”“课程教育”“课程满意度”的边界，保证“心理契约”理论顺利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

摘要:数据驱动决策力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提供科学合理的教学判断，对数据驱动决策力进行评价研究，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数据决策水平，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 鉴于传统评测方法缺乏客观性与可重复性，运用ＬＤＡ －ＢＰ神经网络技术构建高校思政课数据驱动决策力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首先，运用 ＬＤＡ 方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与研究文献进行主题提取，并将主题信息作为指标构建基础；其次，通过研读文献与政策文本，并结合主题分析结果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驱动决策力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对 ＢＰ 神经网络的训练及测试来生成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驱动决策力的评价模型。 研究表明，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水平以及数据分析与解读能力是影响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关键因素，据此，理应从素养提升、文化培育、管理革新、政府支持等方面入手增强数据驱动决策力。

摘要: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既是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高等教育领域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高校教师共同体新的知识创生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通过对２００５—２０２２ 五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共同体的合作主体逐渐扩大、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合作层次不断加深，这些变化为高校教师共同体知识模型的构建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知识创生螺旋理论视角下，基于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共同体知识创生发展路径的必然性分析，以 ＳＥＣＩ 知识模型为基本框架，构建高校教师共同体知识创生理论模型，并辅以相应内部运行策略和外部技术支持工具，以期为高校教师共同体建设与教师知识创生提供参考。

摘要:目前，高校青年女教师普遍面临教职与母职的结构性冲突，主要包括婚育期与职业起步期的时间冲突、职场工作与家庭生活的角色冲突、传统社会“刻板印象”中的性别冲突。 在教职叠加母职的多维压力下，她们一般采取“时间下沉”的“教学 ＋养家”的压力转移、“以退为进”的科研“减负”、“以变应变”的角色重构策略，久而久之造成她们身心焦虑，面临职业发展的困境。 高校青年女教师走出教职与母职冲突的角色困境既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规划，也需要中观层面的高校扶持，还需要微观层面的教师个体调整。

摘要:基于教育“共同利益”视角，深度访谈了２６ 位校企合作相关者，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方法，归纳出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文化 －认知紧密相关的图式有“合作动机”文化 －认知图式、“自我身份”文化 －认知图式、“创新创业”文化－认知图式。 这些认知图式影响着个体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去理解职业教育适应性并指导其行为，反映出职业教育的“结构嵌入”、合作发展的“齐心协力”、创新创业的“绚丽多彩”等悬浮表征。 提出了“共同利益”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教育“关系嵌入”、共建知识技能“共享平台”、立足岗位创新创业能力“开花结果”等措施，弱化悬浮表征产生的负面作用，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需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防止返贫和可持续性精准帮扶作为重中之重。 职业教育可持续性精准帮扶，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 在可持续性精准帮扶视角下，通过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深度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贯穿脱贫个体一生的永续发展等四个方面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可持续性精准帮扶的新定位，深入剖析职业教育精准帮扶的可持续性面临因教直接返贫、因教间接返贫和因教隐性返贫的困境，从构建柔性化的资助体系、提升就业质量、强化职业通用能力培养等三个层面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可持续性精准帮扶的路径。

摘要:在数字技术的多维影响下，大学教育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面临多重的发展危机，其主要表现为大学教育中人的“不在场”，大学教育的人本性被遮蔽，大学教育价值深受技术“殖民”的威胁。 究其原因，这些发展危机是主客观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数字要素化和数字生活化加速了大学教育的“数字危机”；另一方面，人淡忘了数字技术的本质，人成为一种被动适应技术的存在，教育的本有价值被遮蔽乃至被抛却。 立足他者性视角，把数字技术看作一种他者性存在，把人看作一种技术性存在，是摆脱“技术垄断”和“技术唯我”的必要认识。 面对“数字危机”，大学教育应跳跃技术垄断的藩篱，提升数字技术辅助教学的人本性，激发数字治理的向善维度。

摘要:全球加快了数字化转型，呼唤智慧学习环境实现理论突破。 从全球看，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以来，学习环境逐渐受到人们关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以智慧校园、智慧教室为代表的智慧学习环境研究逐渐增多。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学习环境先后经历了五种类型，即场景、学习环境、数字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和泛在智慧学习环境。 人类历史上就非常重视学习环境和氛围，尤其是数字化转型拓展了智慧学习环境内涵，智慧学习环境的内涵需要被重新定义。 智慧学习环境分析框架包含六部分，即政策与标准、理论分析框架、九大场域、三大类型、关键技术和元宇宙。 智慧学习环境十大理论基础是设计思维、情感化设计、人机交互、活动、沉浸、具身认知、分布式认知、情境认知、认知负荷和建筑色彩视觉造型。 智慧学习环境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在从理论基础迈向理论创新。 在数字转型背景下，面向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代使命，迫切需要加快泛在智慧学习环境建设。